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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而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2009-07-10 00:00 组织部 未知来源

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而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巨大飞跃。但是,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我们的认识并不深刻,由此导致了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断探索和回答这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实践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就是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本本上照抄来的社会主义,而是从实践中闯出来的社会主义,是汲取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探索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的必然抉择,这是其实践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他国模式克隆出来的社会主义,而是符合中国国情及其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是植根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的自觉选择,这是其民族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走封闭僵化老路或改旗易帜邪路的社会主义,而是锐意改革、着力发展、坚持开放、以人为本、促进和谐的社会主义,是顺应时代潮流、走在时代前列的客观要求,这是其时代特色。30年来,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华大地面貌焕然一新;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13亿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确保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深入系统地阐述了改革开放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十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所在、特色所在和规律所在。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给出现成答案,必须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社会发展规律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只有结合,才能把理论与实践、历史与当代、世界与中国、普遍与特殊有机统一起来,从而破除各式各样的教条束缚,防止片面性和绝对化的错误;只有结合,才能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有机统一起来,集中凝结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之中,创建指导改革开放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利发展、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这在十个结合中得到了具体生动的展开、系统全面的深化。十个结合具有全面性、根本性和开放性,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为宝贵的财富,必须倍加珍惜、自觉运用。

  30年来,我们经历和战胜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经受了艰巨复杂实践的检验。尤其是在令人难忘的2008年,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取得了一个个重大胜利,生动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30年的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旗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征途上也出现过坎坷起伏,但这条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新的严峻挑战、新的复杂因素,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逆转,逆转违背规律,逆转就要失败。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我们党所确立的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光明日报讯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基本方针、四项政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方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四项政治制度则是这一基本方针的制度载体,或者说是实践层面的具体体现。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在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必须坚持走这条由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艰辛探索开辟出来的新路。

  

    事实胜于雄辩。十七大报告在回顾过去5年工作时,从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等方面,概述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新进步;在总结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时,指出政治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结论是实事求是的,我们可以结合具体事实作一分析。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体和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进入新时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直接选举人大代表的范围扩大到县,实行普遍的差额选举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织建设迈上新台阶,已设有9个专门委员会,并设立了专职常委,等等。作为民主协商机构和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政协的组成已增加到34个界别,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与各方面群众包括新的社会阶层有着广泛联系,能够及时、集中地反映社情民意。人大以投票方式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以及通过政协进行充分协商达成共识,这是我国两种重要的民主形式,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丰富性。

    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党妥善解决民族问题的一大创举。该制度实施几十年来,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使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呈现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喜人局面。民族和宗教问题是当今困扰许多国家的敏感问题,而我国在总体上一直保持着政通人和、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这充分说明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宗教政策是正确的,是经得起考验的。

    十七大报告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正式纳入我国政治制度范畴,适应了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十分重视发挥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积极推进基层民主。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不断完善,自治范围不断扩大,民主管理制度不断健全。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尝试。通过这种民主实践,广大人民群众增强了主人翁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提高了有序政治参与的水平和能力,夯实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

    新时期以来我国立法力度明显加大,立法工作取得显著成绩。30年来,全国人大制定了现行宪法和四个宪法修正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00多件现行有效的法律,国务院制定了700余件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在立法程序上,重视推进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律草案均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并通过公示、听证等形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使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立法工作,保证了立法质量。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

    与立法工作相对应,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也在不断向前推进。围绕建设法治型、服务型政府,各级政府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从规范政府行为、推进政务公开、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入手,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改革。围绕维护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和谐,不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规范司法行为,努力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并初步建立了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体系。

    为了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我国现已形成一整套对权力运行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制约和监督的机制。比如,党内监督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监督,其形式有同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党委和党员的专门监督,上级党委对下级的巡视制度,以及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各种工作制度等,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相互监督。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最高层次的监督,其形式主要为听取、审议、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和计划、预算报告,以及两院的工作报告,有权撤销一府两院作出的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决议或决定。《监督法》的出台标志着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权步入了法制化轨道。各级人大常委会则接受本级代表大会和代表的监督,人大代表接受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的监督。此外还有适用于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司法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等等。

    可以看出,进入新时期以来,正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取得了显著成就。这是有目共睹、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

  

    某些西方国家不得不承认我国在经济建设上的成就,但却一直在民主政治问题上诋毁我国,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说我们是一党制,不民主。国内也有极少数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模糊认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其根源在于不了解或曲解了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在发展民主政治方面,我们党从来都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是积极而不是消极的。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便进行了可贵的民主实践,在江西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陕甘宁边区按照三三制建立的民主政权,以及后来在各解放区建立的民主政府,均贯彻了人民民主原则。正是我们党带领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才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执政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人民不懈探索,积极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向深入。继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后,十二大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十三大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正式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十四大提出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发展;十五大提出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十六大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确立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方针,并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十七大提出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把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列为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标志之一。总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倡导者、发起者和组织者。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进步。

    说我们是一党制,因而不民主,这是以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为标准得出的结论。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单一或统一的民主模式。即便是国体相同的国家,其政体也会因具体国情不同而有差异。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各国都有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中国不是没有尝试过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事实证明此路不通。近代以来,不少先觉之士试图通过学习西方来挽救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但先生老是侵略学生,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西方列强的粗暴侵犯,人权被肆意践踏。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意义非凡,但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民国初年,中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设国会、搞多党竞选,但不久便闹出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和曹锟贿选等丑剧,陷入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境地,民主成了镜花水月,国力衰微,民生凋敝。中国共产党是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的执着追求者和真正捍卫者。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为了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和统治,无数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慷慨捐躯。中国人民正是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才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并在党的领导下,卓有成效地展开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伟大实践。历史有力地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和民族众多、其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大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而没有别的什么道路,能够引领中国民主政治不断发展进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和人民代表大会等四项政治制度,是我国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愿,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要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规模世界第一,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2000多万。之所以能够创造出这一经济发展奇迹,之所以能够在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通过民主政治建设调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了党和全社会的活力,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和法律保障。如果承认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那就应当承认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合理有效的。倘若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中国就不会取得今天的经济成就,甚至会是完全相反的结局。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赢得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相比较的优势,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毋庸讳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仅有50多年历史,还不够成熟和完备,仍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坚信所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是正确的,前景是无限光明的。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所说: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定能够不断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之路、成功之路、必由之路。(执笔:夏春涛)

 

 

西藏日报评论员: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系列评论之十一

  

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有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0812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总书记的这个精辟论断是站在全国大局来讲的,同样适用于西藏。作为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西藏民主改革50年来的风雨历程、沧桑巨变,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改革开放,西藏才有繁荣进步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未来。这四个坚持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西藏也有自己独特的区情,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努力在做好五个结合上做文章、下功夫。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坚持中央关于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思想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央关于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西藏的具体运用和体现。民主改革50年来,西藏工作之所以保持正确的方向,西藏之所以进入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始终坚持了中央关于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必须坚持这个指导思想不动摇,贯彻这个指导思想不走样。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走科学发展道路与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相结合,大力实施一产上水平、二产抓重点、三产大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要坚持中央关心、全国支援与自身艰苦奋斗相结合,紧紧抓住中央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大支援西藏力度和青藏铁路运营的宝贵机遇,充分用好全国的支援,进一步挖掘自身潜力,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形成推动西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强大合力。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捍卫核心利益与确保国家安全、维护西藏稳定相结合,始终高举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旗帜,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的思想,不断巩固和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达赖集团的一切分裂破坏活动,不断巩固和发展西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要坚持改革开放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相结合,坚定不移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使广大党员始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各级党组织始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巩固党在西藏的执政地位。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创造,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正是因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西藏才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富裕;唯有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西藏才会在科学发展、加快发展、跨越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西藏各族人民才会有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增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专题:2009年两会频道

     吴邦国委员长在3月9日所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这一重要论断,进一步增强自觉性和坚定性,需要着重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社会面临着一系列发展问题。政治现象,不论是作为制度、机制或者规则,还是作为思想、行为或者过程,它同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诸现象一样,都有一个发展问题。政治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之一,是人们通过变革和调整政治关系、政治体系,使政治不断从低级走向高级,实现政治文明和现代化的变迁过程。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要求。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必须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因此,实现政治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斗争和实践探索作出的郑重选择。各国的国情和具体历史条件不同,政治发展道路是多种多样的,选择的路径和推进的方式各不相同。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应当是符合本国国情和实际,能够团结人民实现国家的发展目标和历史使命。中国选择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改革开放30年历史巨变的必然结果,是13亿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结果。

     现实发展是历史发展的继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之所以最符合中国的国情,之所以能够把13亿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关键在于它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进行的伟大实践,关键在于它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而且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它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社会共识。这是无可替代、无可比拟的,是中国走向政治文明和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和根本利益,既是对历史负责更是对现实和未来负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动摇、不松懈、不折腾,对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基本内涵、价值和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我国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成功开辟的一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路。这一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点是:(1)坚持三者有机统一,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目标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坚持和完善四大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3)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相适应,必须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实现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4)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四,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有利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所形成的思想理论、领导核心、制度架构和实践经验,在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已经呈现出显著的政治特点和巨大的政治优势。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拥有凝聚全国各族人民意志和力量的共同理想追求,形成共同团结奋斗的坚实思想基础。

    ——拥有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不断前进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和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有力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实行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相结合、代议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国家民主与群众自治相结合、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结合,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全国各族人民以国家主人翁的地位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团结一心,集中力量办大事,有领导、有秩序地朝着国家的发展目标前进。

    ——正确把握和处理民主与集中、分工与协调、监督与支持、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保证各国家机关严格依法履职,协调高效运转。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引导社会成员合法、理性地表达诉求,释缓社会矛盾,化解消极因素和不稳定因素。

    ——切实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上述几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支撑,构成一个综合发挥作用的整体。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面向未来、与时俱进的属性和品格。中国的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不是封闭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因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融合力和创造活力。实践永无止境,探索和创新也永无止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引领下,政治发展道路着眼于我国民主政治的新实践新探索,为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广阔空间,开辟了光明前途。

    历史表明,多样文化文明的并存、交汇和融合,促进了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政治发展的脚步也是在相互作用和影响过程中向前迈进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公平、正义等原则,并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独有,而是人类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明成果。对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我们要积极借鉴,为我所用。但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界上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什么政治普世价值普世规则。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绝不模仿西方政治发展道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独立自主和开放借鉴,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特点和基本逻辑。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完善

 

  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 人民日报3月12日发表署名徐显明的文章《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全文如下:

  我国目前生效的法律已达231部。这其中,除与治安管理有关的8部系在1978年前制定的以外,其余223部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即五届人大以来制定出来的。我国的立法速度之快为世界所罕见,创造了世界立法史上的奇迹。由如此众多的法律所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其标志有:一、支撑法律体系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备。我国的法律体系是由宪法及宪法相关法部门、行政法部门、民事法部门、经济法部门、社会法部门、刑法部门及诉讼法及相关程序法部门等七个法律部门组成的。我国法律部门的划分,既不同于西方英美法系的把法律分为普通法与衡平法两部分,也不同于大陆法系或模仿大陆法系的所谓六法全书。我国法律部门的构建,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二、各法律部门中具有基础地位、在法律体系中起到骨架与支撑作用的基本法律已经具备。支撑宪法部门的选举法、立法法、监督法;支撑民法部门的民法通则、物权法;支撑刑法部门的刑法,支撑经济法部门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支撑行政法部门的行政处罚法;支撑社会法部门的保险法、教育法;支撑诉讼法部门的三大诉讼法等,它们是在宪法的统领下调整目前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的基本法律。三、与法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业已体系化。我国目前现存有效的行政法规有六百余件,地方性法规约七千余件。他们共同发挥着对法律的补充、细化和具体化的作用。法律与法规配套实施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一大特色。

  我国法律体系在形成的过程中,已积累了成熟的经验。具体言之,可概括为四个方面:首先,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以中国国情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中国的法律,要解决的是中国的问题,因此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国情有两个基本点,其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其二是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此两点决定了中国的法律体系在内容和性质上,在作用和功能上都不同于西方,我们不能用西方的法律体系来套中国的法律体系。西方法律中有的,凡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不会照搬照抄。西方法律中没有的,凡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发展所需要的,我们就会去创立,像《企业国有资产法》。其二,我们的法律体系,始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巩固和完善服务的。经济越发展,我们的法律制度与体系就越完善。我们的法律体系具有动态、开放、发展和与时俱进的特点。其三,我国的法律体系是构建起来的,立法带有规划性和计划性。对一些主要社会关系的调整,应当通过法律但立法条件不成熟的,我们先制定为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以之先进行规范,俟经验成熟时再上升为法律。中国的立法体制具有国家一元,中央和地方两级,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多层的特点。不同权限的立法权共同形成合力,推动着中国法律体系从无到有,从粗到细,从分散到体系的形成。这种推进式的法律体系形成方式,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自然演进方式。其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中,我们注意了法律手段调整与其他社会手段调整的功能区分与衔接。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与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可分为道德的,如善恶的评判;社会的,如协商与沟通;经济的,如激励与克减;行政的,如命令与指挥等多种方式,而法律的手段是最终的方式。法律的手段具有确定性、普遍性和权威性的特征,但选用这种方式预示着要付出比其他方式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正因为如此,对某类社会关系如果可以用其他社会手段处理的,就不必选用法律手段。只有那些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如人身关系、财产关系及带有普遍性的制度才用法律的手段去调整。法律体系在形成的过程中,已经区别了与其他手段调整的不同范围。用不同的手段调整不同的社会关系,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我国法律体系的趋势,不会走上美国式的凡事皆可诉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所发挥的调整优势,是法律体系所不能替代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形成之后,在立法上面临的新任务是如何使之更加完善。首先,我国法律数量尽管已超过了法治历史较悠久的法国、德国和日本,但某些领域中的重要的基本法律仍有欠缺。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首要任务是拾遗补缺。其次,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是不断发展的,适应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发展要求的法律也必须是发展的。在这个意义上,制定新法,应对新情况仍是立法机关的主要任务。再次,由于法律的稳定性始终与社会的变动性之间产生着矛盾,这个矛盾的结果即表现为法律的滞后性,因此,已滞后的不相适应的法律应随之被修改。第三,同一社会关系和同一社会主体,因不同法律调整时,由于立法目的和调整方式等的不同,加之立法中的技术性因素,难免使法律与法律,法律与法规,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之间产生矛盾与冲突,但法制的本质特征是要求内在统一。因此,消除法律中的矛盾与冲突就成为完善法律体系的题中之意。最后,法律的意义和特征有三个共同表现,即它的确定性可操作性有效性。由于过去立法中的某些仓促及技术上的欠缺,现行有效的一些法律,概括性的条款,号召性的条款,政策性的条款等缺乏有用性的情况仍然突出。有法律但无法实施的现象极大地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和法律体系的严谨性与科学性。完善法律体系,也应把消除法律中的非科学因素作为主要内容。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任务。它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最主要的历史使命,而完成这一使命的根本途径是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不断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形成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需要把握好的几点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形成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需要把握好的几点

 

  新华网北京3月10日电 人民日报3月11日发表署名杨景宇的文章:《形成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需要把握好的几点》,全文如下:

  实行依法治国,前提和基础是立法。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举世瞩目。今后立法的走向是什么?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作了明确回答,就是: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在提高立法质量的前提下,形成并完善我们的法律体系,今后一年就要在形成这个法律体系上迈出决定性步伐。报告特别强调我们的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也就明确了,做好今后立法工作,在形成并完善我们的法律体系过程中,首先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这是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本质要求)和依法治国(这是治国基本方略)有机统一起来,体现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同时,报告总结多年立法经验,提出必须把握好以下四点:

  一是不能用西方的法律体系来套我们的法律体系。

  所谓法律体系,一般来说,是指一个国家的全部法律规范(由国家制定或者认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调整社会关系并最终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活动准则),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要求,根据不同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不同,划分为若干法律门类,并由这些法律门类及其所包括的不同法律规范形成相互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在人类历史上,法律一旦产生,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并且追求更多的独立性。立法不能不考虑法自身的逻辑体系,不能对性质相同的问题,这个法这么规定,那个法那么规定,互相矛盾。但是,归根到底,实际是母亲,法律是子女,正如恩格斯说的,是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发展了,社会发展了,实际发展了,法也要发展,法的原则、法律体系也要发展。由此,我们至少可以明确两点:

  第一点: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历史传统、价值观念不同,它们各自的法律体系必然各具特点,尤其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法律体系必然有本质的不同。我们要建立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它包括的全部法律规范,它确立的各项法律制度,必然要求以体现人民共同意志、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本质特征,这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本质区别。

  第二点:我国的法律体系是在中国的土壤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对待外国的法律,由于国情不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不同,需要用法律手段解决的问题也就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化地按照外国的法律体系对号入座,不加分析地照搬、照套,而只能加以研究、借鉴。正如吴邦国委员长在报告中指出的,外国法律体系中有的法律,不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我们不搞;外国法律体系中没有的法律,但我国现实生活需要的,要及时制定。

  二是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是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的国家结构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我国是统一的单一制国家,不是联邦制,更不是邦联制;二是各地方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与我们这样一种国家结构相适应,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集中行使立法权的前提下,为了使我们的法律既能通行全国,又能适应各地方千差万别的不同情况,宪法和立法法确定的我国立法体制总体上是两级立法(中央和省级,较大市的立法属于省级立法),另有两个特别立法(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和经济特区立法)。确定这样一种立法体制,同宪法规定的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相适应,目的在于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各地方协调发展,共同发展,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根据我国国情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只能有一个。维护这个法律体系的统一和尊严,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的前提。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都是也只能是这个统一的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部门,还是地方,不能也不需要各搞各的所谓体系。不然的话,这里一个体系,那里一个体系,那就难免会把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冲散、冲乱,形成依法打架,还怎么能依法治国?

  从立法实践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出现了需要用法律手段加以解决的问题,那就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经验基本成熟的,至少有了科学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典型经验,才能立法,需要并且成熟一个,抓紧制定一个。因此,正如吴邦国委员长在报告中指出的,对用法律来规范尚不具备条件的,可依法制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待取得经验、条件成熟时再制定法律;对一些地方事务和具有民族地区特点的事项,可依法制定地方性法规或自治条例、单行条例进行规范。

  三是要区分法律手段和其他调整手段的关系。

  现在,各方面的立法积极性都很高,这是好事。同时,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解决哪些问题应该立法,解决哪些问题不宜立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没有相当一批法律、法规特别是基本的、主要的法律、法规,当然是不行的。现在,我们的法律体系尚待不断完善,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问题都要用法去解决,法并不是万能的。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历来是多种多样的,除法律规范外,还有市场机制、行业自律、习惯规则、道德规范以及先进的管理、技术手段,等等。这些手段所要解决的问题一般来说是各不相同、各具特性的。其中,需要用法律手段解决的,一般来说,应该是那些在社会生活中带普遍性、反复出现、用其他调整手段难以解决、最终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解决的问题(既然是最终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就不是凡事都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更不是凡事都需要自始至终依靠国家强制力,国家强制力也是一把双刃剑,该用不用要吃亏,运用不当、运用过分又会产生负面社会影响,因而运用国家强制力是需要十分严肃、慎重的)。能用其他社会调整手段予以解决,却不能或者基本上不能依靠国家强制力解决的问题,如思想道德问题、文艺创作问题、具体技术问题、科学实验问题、具体工作问题等,就不宜或者不必通过立法去解决。因此,在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也要考虑如何充分运用和发挥市场机制、行业自律、习惯规则、道德规范以及先进的管理、技术手段等在调整社会关系中的作用,不可能什么问题都用法律手段去解决即最终依靠国家强制力去解决。

  四是我们的法律体系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

  实践没有止境,法律体系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它必然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封闭的、固定的,一定阶段所称法律体系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尤其是我国,整个国家还处于改革、转型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处于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推进,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和谐社会的积极构建,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对立法工作提出了新课题新要求。在这种形势下推进立法工作,正如吴邦国委员长在报告中提出的,法律体系本身就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需要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加以完善

 

正确认识民主社会主义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内容速览]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民主社会主义都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是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政治思想。了解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演变过程和理论观点,正确认识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分清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主社会主义是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党、工党)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的名称,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和不同的表现。

    19世纪中叶,在西方工人运动中进行活动和发挥影响的,不仅有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还有其他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社会民主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就是其中之一。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两极,而是为了缓和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此时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社会民主主义在思想内容上和马克思主义交叉重叠起来。当时第二国际所属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纲领上都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根据,都在党纲党章中阐明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把通过阶级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进行改良主义活动,特别是在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下,社会民主主义演变为社会改良主义。1899年,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提出反对根据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来论证社会主义,宣称社会民主党应当改变性质,成为一个力求以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党。在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下,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把社会民主主义解释成一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和平与合法的议会道路来使资本主义进化为社会主义,并把社会民主党变成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搞社会改良的党。

    上个世纪50年代,社会党人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由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其目的在于凸显它的“民主”。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社会民主党人又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再次颠倒成社会民主主义。这就意味着,它并不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他们认为,不应再追求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不应再把社会主义视为制度、目标,而应把社会主义视为通过对现存社会的不断调整实现平等与互助的价值。

   

    民主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道德需要、道德抗议,否认其历史必然性。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联系,而是一种道德价值,这种道德价值旨在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矛盾,实现人和人之间的超阶级团结。民主社会主义宣称:“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必然的”,并指责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具有反伦理倾向。

    民主社会主义以对经济的民主监督取代消灭私有制。民主社会主义认为,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而应该用经济民主来取代消灭私有制。战后西方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党实行的雇员参与企业高层决策和基层管理的举措,对于改善工人的处境、维护工人的眼前利益、改善劳资关系、缓和企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都有一定的意义。但由于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都是在坚持私有制的前提下推行经济民主的,因而对经济权力的民主监督不可能改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性质,也不可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

    民主社会主义把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之间的差距,缓和了阶级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但是民主社会主义也承认,这种社会保障制度说到底只是起到一种社会矛盾“缓冲器”的作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痼疾。

   

    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对待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不同态度和观点上。

    第一,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观点上,科学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又在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客观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之,民主社会主义却由信奉马克思主义,逐步变为把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化奉为自己的思想纲领。它时而把马克思主义同宗教原则等并列为自己的信仰基础,时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原则,时而强调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精神。但无论怎样变来变去,其指导思想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完全从自己的纲领中排除了出去。

    第二,在对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态度上,科学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依据,但也具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固有矛盾和弊端,因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科学社会主义强调只有建立起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才能最终实现人民的幸福、解放、民主和自由,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同时,也强调社会主义要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而民主社会主义从最初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目标,逐步发展为仅仅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追求,进而把社会主义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选项中排除出去,最后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无可取代。它以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自居,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在资本主义的框框里,即使成了执政党、参政党,也仅限于在资产阶级制度条件下管理社会。

    由此可见,民主社会主义既非纯粹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因为它继承了社会主义的一些价值目标;也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不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不承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探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都有着本质区别。

    在指导思想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决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强大思想先导。

    在政治建设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尊重和保障人权,决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

    在经济建设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坚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两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坚持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

    在文化建设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建设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在社会建设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努力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既立足于国情,又适应时代,是一条把强国与富民相结合的道路,是我国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振兴中国。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既深刻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又充分吸收和借鉴了人类文明包括民主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但是这种吸收和借鉴,决不是照抄照搬。民主社会主义在某些方面如在提倡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这决不是说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民主社会主义都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和现状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徐崇温

 

徐崇温,19307月生,江苏省无锡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荣誉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1952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1956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博士研究生,后在该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当代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国际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7)、《20-21世纪:社会主义的回顾与展望》(1995)、《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994)、《用马克思主义评析西方思潮》(1990)、《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00)、《民主社会主义评析》(1995)、《阿图色》(1999),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42部)、《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等。

▲(采访者简称为▲,下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因为在当下的重新泛起引起了理论界的注意,但关于这一思潮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存在着诸多模糊认识。我们知道您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有着较深入的研究,想请您就此谈一谈。

●(被采访者简称为●,下同):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党、工党),是西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派、西方国家中的中左翼政治力量,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是他们的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的名称。

19世纪中叶,在西方工人运动中进行活动和发挥影响的,不仅有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还有其他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社会民主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就是其中之一。什么是社会民主派?社会民主派最初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指出,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两极,而是为了缓和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其实质始终是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 由于他们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一直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出现的特殊形势要求工人政党在革命尚未提上日程的时候,要慢慢地训练人民群众,在日常斗争中善于妥协,既不回避选举,也不放弃议会斗争,这种形势使得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迅速流行起来;但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广泛传播,又使得这些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也接受了共产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情况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个概念的态度作了一些调整:暂时容忍了它。

在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创建的第二国际,其所属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其纲领上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经济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国家学说和革命理论为根据的,它们都在党纲党章中阐明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把通过阶级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中就详尽地表述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如此,第二国际在其前期(19 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活动中,还清除和清算了无政府主义,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制定了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方针政策,使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和党组织都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不断增大。

▲:那么,社会民主党是何时演变为社会改良主义政党的呢?

●:社会民主党演变为社会改良主义政党发生在19世纪末。由于第二国际是在运动向横的方向发展的和平时期进行活动的,再加上第二国际所属各党忽视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就使它日益滋长和发展起来,特别是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所属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加紧进行改良主义活动,在18967-8月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使社会民主党这个称呼所包含的内容发生了一次再变化:它虽然重申了“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生产方式”的目标,但却把为夺取政权所应采取的措施归结为一系列有关普选权的要求。而随着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更把社会民主主义解释成一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和平与合法的议会道路来使资本主义进化为社会主义的东西,把社会民主党变成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搞社会改良的党。

189610月以后,伯恩施坦就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一系列文章,鼓吹修正主义观点。1899 年,他又出版了把其修正主义观点全面系统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反对根据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来论证社会主义,并宣称,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内在的经济必然性,给社会主义提供纯粹唯物主义的论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使资本主义有了适应能力,经济危机已经可以防止甚至根本消除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是趋于尖锐而是趋于缓和;随着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中间阶级的人数愈来愈多,社会关系的尖锐化没有按《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那样实现,资本主义的经济崩溃是不可能的;政治自由、民主、普选制已经使阶级斗争的基础日趋消灭,随着工人的数量和知识的增长,普选权可以成为使人民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为人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而阶级专政则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学说已经过时,在一百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变革,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能实现;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实践活动应当归结为创造条件去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转变为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即通过改良使资本主义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与此相适应,社会民主党应当改变性质,成为一个力求以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党。伯恩施坦的这些主张虽遭到过党内的强烈批评和抵制,但也在党内外和国际工运中引起相当广泛的共鸣, 法、德、英、意、比各国党内的不少领袖和工会领导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改良主义倾向。1910 年前后,伯恩施坦主义更成为第二国际所属多数社会民主党的主导思想。

▲:您能否把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做一个简单的概括。

●:可以。不外乎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第一,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道德需要、道德抗议,否认其历史必然性。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联系,而是一种道德价值,这种道德价值旨在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矛盾,实现人和人之间的超阶级团结。社会党国际在1951年的《法兰克福声明》的序言中明确宣称“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必然的”,之所以否认社会主义实现的客观必然性,根源于社会民主党人把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同人的意志、活动绝对对立起来,并指责强调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反伦理倾向,因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确认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错误地等同于排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宿命论、等同于否定价值观念的“反伦理倾向”。

第二,以自由、公正、相助为基本价值,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到社会党国际的斯德哥尔摩原则声明,社会民主党人一直把自由、公正、相助奉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把民主社会主义说成是争取自由、社会公正和团结的国际运动,而在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博爱这样一些价值概念,是反映资本主义买卖劳动力的商品交换关系的概念,因而独立的个人把不受约束的运动当作自己的自由,反而成为个人的完备的奴隶制和人性的直接对立物。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了关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主义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在剥削制度的必然性时取得的成就。社会民主党人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制才能实现和完成,是以实行民主化为手段争取人类解放的运动,这是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和融解在资产阶级民主之中。然而,要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里实现社会主义,实际上却是不可能的,是在任意缩小工人社会主义的概念。

第三,以对经济的民主监督取代消灭私有制。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一项争取和捍卫自由和公正,又在自由和公正中接受检验的持久任务,而这个任务的实现,并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时,他们就以对经济的民主监督去取代其战前纲领中规定的消灭私有制,强调不应把各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制本身看成是目的,强调它本身并不是医治社会弊病的特效药。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党国际的代表大会宣言中,所有制问题已不再提及。

第四,用共同参与的经济民主来补充议会民主。社会民主党认为,与财产享有资格纯属形式上的改变(如废除私有制)相比较,经济中的决策权真正民主化才是真正重要的,因为这种经济民主关系到民主不只是作为一种国家政体,而且也作为包括职业生活在内的社会各领域的生活形式来加以贯彻实现的问题,关系到对议会民主作必要补充的问题,因为只有与共同参与制相结合的议会民主,才是解决民主机制发挥作用问题的最佳办法,因而经济民主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雇员参与企业高层决策和基层管理的举措,对于改善工人的处境、维护工人的眼前利益,对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企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都有一定的意义。但由于西方国家都是在坚持私有制的前提下推行这种经济民主的,因而就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工人被剥削的雇佣地位,也不可能赋予劳资权利平等。它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社会改良。

第五,普遍主张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把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认为应把它看作是确保全体公民积极参加为社会服务的项目的必要基础,是争取自决和自我实现的一个基本先决条件,表示决心消除贫困实现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保障人人都有权得到像样的收入。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限扩大的趋势同有限消费之间的矛盾所规定的。这些制度的实行,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保证了劳动力的再生产,但却不是消灭剥削和贫困、导致社会普遍福利和阶级同化的“收入革命”,因为说到底,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基金,主要是把雇佣劳动者价值的一部分集中到国家的手中,然后由国家以福利的形式进行再分配,以满足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

▲:英国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可不可以认为是对上述基本主张的发展?

●:英国的“第三条道路”是指英国工党领袖、首相布莱尔和其精神导师社会学家吉登斯所倡导的,主张在“老左派”即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右派”即新自由主义之间和之外走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它出现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70-80年代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医治了西方经济“滞胀”现象的新自由主义。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美国以安然、世通为代表的企业丑闻的强烈冲击下, 被证明其鼓吹的金融系统的完全自由化、完全解除管制、放松限制等政策是行不通的,它所鼓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宣告失败,形势的发展要求重新确立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去补充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但在资本主义发生了许多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再回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那种国家干预已不可能,实践在呼唤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英国的“第三条道路”正是适应这样的需要而产生的。它认为老左派的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过分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新右派的新自由主义又太强调绝对自由市场,各有偏颇,必须扬长避短,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在调整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的关系中取得新的平衡。

英国的“第三条道路”以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自诩,宣称它热情致力于其社会公正和中左的政治目标,却以灵活创新和富有远见的方式来实现它们。其具体主张,一是在政治上打破左右两分法,抛弃阶级政治,追求跨阶级的支持,主张个人自由依赖于集体资源,认为好政府是自由发展和扩展的必要支持;二是在经济上创建新的混合经济,它不是在国有私有之间取得平衡,而是在管制和解除管制之间取得平衡。它的基本原则是: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没有民主就没有权威,负责的企业是尊重雇员、顾客和股权人的企业,政府要通过自由激励和控制手段来创造一种风险共担的企业文化;三是分解国家权力,把权力向下转移到地方和社区,向上交给跨国机构,政府不再以国家边界为活动范围,而把世界政府治理问题提上日程,同时要培养与平民社会中的组织进行积极合作的伙伴关系;四是建立世界主义的民族国家,在一个世界主义的世界中为民族国家寻找一个新的位置;五是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重点是使消极福利变为积极福利,使个人和其他机构同国家一样对福利的实现和创造做出贡献。

▲: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何在?

●: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 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地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不同态度和观点上面。

一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观点上,科学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又在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客观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之,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却由19世纪70-90年代的信奉马克思主义,变为19世纪90年代以后在实践中抛弃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纲领上仍以马克思主义自诩,再变为在二战以后把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化奉为自己的思想纲领。为此,它们时而把马克思主义同宗教原则等并列为自己的信仰基础,如1951年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声明》说:“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时而把马克思主义从自己的纲领中完全排除出去,如1959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说:“在欧洲植根于基督教的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想宣布任何最后的真理”,只字未提马克思主义;时而又重新提到马克思主义,如德国社会民主党1986年党纲又说:“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是人道主义哲学,基督教,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学说,工人运动的经验”,无论有些什么变易,其指导思想都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之所以有时还要提到马克思主义,那是因为事情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早在1954320日一期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在社会民主党那里,‘马克思主义’的作用要比党的宣言中对马克思的虚伪称赞所表现出来的小得多。实际上,那些虚伪的称赞与其说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或者对于这种理论的重视,倒不如说是由于害怕共产党人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间成为马克思威信的惟一继承人。”

二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和观点上,科学社会主义根据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分析,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到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一再重申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科学社会主义又根据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的客观事实,从列宁开创的苏联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强调社会主义要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反之,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却以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自居,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在资本主义的框框里,即使成了执政党、参政党,也仅限于为资产阶级管理社会,只是争取使之更加“文明化”、“人道化”而已。

三是在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和观点上,科学社会主义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亿万人民的实践与探索,不断深化着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如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1992年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001年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2006年又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反之,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在还把社会主义当作目标时,就把它融解于和归结为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的资产阶级民主之中,如社会党国际18大的斯德哥尔摩《原则声明》说:“民主和人权不仅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政治手段,而且是社会主义目的(建立民主的经济和民主的社会)的根本实质”;而在苏东剧变以后,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更不再把社会主义视为制度、目标,从而要求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把社会主义视为通过对现存资本主义的不断调整实现平等、互助的价值,对存在局限、矛盾和不平衡的历史进程的不断改革,从而把社会主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选项中排除出去,而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无可取代。例如英国工党领袖、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就写道:“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的世界上,其取向又应当是什么呢?”其答案就是他所提出的被称作是“告别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我们了解到您对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进行过历史考察,对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过澄清。

●:社会民主主义是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从建党时开始使用的思想体系名称,但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思想内容:最初它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体系,其特征是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巴黎公社以后到1896年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使得那些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人也接受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使得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在这一时期交叉重叠起来;19世纪末,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跟着伯恩施坦把社会民主主义解释成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和平与合法的议会道路来使资本主义进化为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同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再度对立起来。

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其成立宣言《法兰克福声明》中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由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其目的在于凸显它是“民主”社会主义,以区别于共产党人的“专政”社会主义。然而,这也说明了在当时,虽然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自己同共产党人之间,在是否能用民主、和平的方法去实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极其尖锐的原则分歧,但大体上说来,两者在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目标上还是基本一致的。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又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再颠倒成社会民主主义。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帮助促成东欧剧变以后,原指望自己在东欧会有巨大的发展,在实际上却只是鼓舞和助长了极右翼势力的发展,并使人们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招牌也提出了质疑,使他们在西欧也开始逐渐失势。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一词似乎把选民推向了保守派的怀抱,这使他们觉得,为了回避在苏东剧变中已被资产阶级妖魔化了的“社会主义”对自己的牵连,必须把民主社会主义再颠倒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这意味着同现实社会主义相比较,它并不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在苏东剧变以前,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实现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的最高形式;自由、民主和人权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政治手段,而且是社会主义理想的根本实质;而在苏东剧变以后,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又进而认为,不应再把新时代的社会主义视为制度、视为目标,从而要求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应把社会主义视为通过对现存社会的不断调整实现平等与互助的价值;不应再追求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应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有效的进程;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存在局限、矛盾和不平衡的历史进程的不断改革。

所以,西方社会民主党人把自己思想体系的名称由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为民主社会主义,以后又再颠倒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表明他们离科学社会主义所说的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您是如何评价社会民主党的实践的?

●:社会改良主义的基本功能和充当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革命无产阶级相反,它主张成为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对此,社会民主党一些领袖直言不讳,如在1975525日,时任社会党国际主席的德国勃兰特和副主席的瑞典帕尔梅,应社会党国际另一位副主席奥地利克赖斯基的邀请,去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交换意见时,克赖斯基援引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弗里茨•塔尔诺在1931年莱比锡党代表大会上把社会民主党说成是“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的讲话。他说:“这篇载入史册的讲话”,虽然遭到所有左派的激烈反对,但它因此也是“切中要害”的。帕尔梅则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社会党人确实是同资本主义共同生存的”,“人们需要工业社会的基本设施,资本主义的现代危机同时也是工业社会的危机。这样,拯救工业社会就成了我们的任务”,他强调,“过时的废除资本主义的口号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现在不能简单地说什么我们要废除资本主义”

应当说,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其执政或参与执政的过程中也曾取得一些政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不仅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了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政策主张,而且在其执政实践中,确实为改善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做出过一些成绩,推动了人们从公民权利到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发展,其中包括劳动、就医、养老、残疾人福利、休闲、儿童保护、家庭维持补助金、平等教育机会、失业保险、社会保障等方面。据一些社会学家比较分析,和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右派政党政府相比,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地方和时候,用于社会需要的国家拨款要多一些,社会保障和保健的质量要好一些;二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还推进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然而,由于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推行的终究是一条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的路线,因而在把资本主义改变成为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就没有,也不可能取得什么成就。

▲:看来,社会民主主义是不可能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的。

●:对此,社会党国际经过反复之后也不得不予以承认。在1951年成立社会党国际时,与会各国社会民主党人被英国工党政府在二战后所实行的国有化政策和福利制度所取得的成就所迷惑,曾误以为他们的这种改良主义已经把英国的资本主义改变成为社会主义,因而在会议通过的《法兰克福声明》中说:“在某些国家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奠定,所以在那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罪恶正在消逝,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力”,“在社会主义力量强大的地方,都已经采取了重要步骤,以期创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然而,过了32年以后,当社会党国际重新审视它所面对的客观现实时,却不得不从根本上修改自己的说法,承认他们搞的局部改良,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在社会党国际十六大通过的《阿尔布费拉宣言》中说:“曾经有过资本主义已经得到改造的令人欣喜的幻觉,有过经济将无止境增长的田园诗……那时是将五六十年代的经验过分普遍化了,而今天则是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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